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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领导人在北戴河如何疗养:工作休息两不误

发布日期:2019-07-27 21:32   来源:未知   阅读:

  公元前215年,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簇拥着千古第一帝秦始皇,来到这里祭海、求仙。此后,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来此观海并留下不朽诗篇。“天开图画”两千年,记述着北戴河的历史变迁。

  如今,北戴河与美国的戴维营、俄罗斯的索契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夏都”——国家领导人度假胜地。

  走进位于渤海之滨的“夏都”,打开一部新中国领导人与北戴河的经典故事书……

  戴河自北向南流淌,汇入渤海,北段为北戴河,南段为南戴河。尤其在北戴河段,这里海岸线公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如今,北戴河是河北秦皇岛市下辖的一个区,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为避暑的好地方。每年夏季,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会在此召开。

  2012年8月15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登上了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凑巧的是,在1号车厢前面还有两节车厢,挂着“加1”的牌子。1号车厢的乘客有不留意细看的,就奔“加1”去了。许多乘警站在那儿,彬彬有礼地拦住找错车厢的乘客。一些“老北京”则会心一笑,告诉身边的人:“又跟领导人同一趟车了。”

  这种猜测在火车抵达北戴河站后得到了印证,数辆黑色轿车停在站台“加1”车厢门口等候,车站外的主要路口已开始交通管制。记者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笑道:“在我们这儿,有领导人来很寻常,没领导人来才是新闻。我们有纪律,不能打听也不能透露来的领导人是谁。”

  事后,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天来的是一位退休的高层领导。一些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委的老领导,每年夏季到北戴河疗养、休假,是他们退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安排。

  进入北戴河的路上有一个加油站,公安干警在此设点,对所有外地车辆和出租车上的人员进行身份证检查。记者问为何去年同期来北戴河时没有这种检查,今年有了?干警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每条进入北戴河的道路上都有严格检查,这有利于保障大家的安全,您到了北戴河,就是到了一个最安全的景区,可以放心游玩。”

  秦皇岛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去年,北戴河进行了一次沙滩治理,从海底抽沙上来,又从别处调了一些优质的沙,补充到沙滩上。最近几年游客太多太密集,沙滩有些退化。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个问题,要求保护好北戴河的沙滩。而绵延十多里、细软舒适、完全没有泥土和碎石的沙滩,正是北戴河优于其他沿海景区的独特之处。”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辟为“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1953年,中央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对新老房屋进行了编号,新盖的1号楼是居住,周恩来住的德国牧师楼是27号楼,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这标志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这里又给修建了95号楼。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北戴河诞生。这里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翻涌。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迫切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旅游首先得有房子,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到最后,除了生前居住的“95号楼”,其他所有疗养院都交了出去,分别组建为东山宾馆、西山宾馆和中海滩宾馆。从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办公地向老百姓敞开了大门,中外游客都可以住进原先领导人住的楼里了。

  到1984年,得到“平反”的老干部越来越多,他们在“文革”中历经磨难,身体大多垮了,急需休养场所。在此情况下,北戴河的一些疗养院陆续还给了中央各个单位。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恢复中央暑期办公制度。

  “夏都”的再次兴起,最为海内外关注的,是在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会在此召开酝酿会议。比如,1987年暑期,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在北戴河海滨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讨论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在北戴河进行,文件起草班子在这里汇总各方面建议,进行反复推敲。

  此时的“夏都”,与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开始和领导人共享这片避暑胜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话。有一年,一位政治局常委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悄然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被老板认了出来。这位领导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惊动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样吃完饭、结了账,散步离去。

  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取消暑期办公制度。北戴河的“夏都”功能又一次中止了。在外界的感觉里,如今北戴河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了。

  虽然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取消了,但领导人在此休养的惯例并没有改变。在人们心目中,北戴河的神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家搞不清众多中央机关的疗养院是怎么分布的,更加好奇领导人住在哪里、如何度假。

  据一位曾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介绍,党、政、军、人大和政协这五套班子的疗养院分布约定俗成,沿着海滩,“西中直机关、东国务院”,军委原先在西边有疗养院,后来又在东边的金山嘴修建了一处,人大和政协的疗养院则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也在东边。领导人的疗养院集中在西山,喜欢平房,为他修建的95号楼就是一座有高台阶和高空间的平房。后来,也在此处居住过。最初居住过的1号楼也是平房。其他领导人通常住的都是两层小楼。

  早在1954年,秦皇岛市就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如今,“暑办”是秦皇岛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据一位熟悉“暑办”的人士透露,“每年暑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动警力‘支暑’,大批交警、民警、刑警要充实到北戴河区。二是保证食品和水的安全供应。”

  至于领导人的安全保障,这位老同志介绍说:“都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最早的时候,警卫有骑兵、陆地和海上三部分。领导人在北戴河的活动之一是游泳,所以组织了一个排的警卫承担最重要的海上保卫工作,习惯上叫‘游泳排’。领导人在海里游泳,两名贴身保护的警卫跟随在很近的地方;其他警卫围成一个圈,守在不远处;在这个圈的外面,还有警卫划着小木船,一来是以防万一,二来是领导人游累了可以上船休息一下。现在条件好了,小木船已经换成了小快艇。”

  据悉,做海上保卫工作的警卫,泳技都很好,甚至在体育学院受过专门培训。他们每年春天开始在海里练游泳,每天得游1万米。“春天的海水很冷,游完之后身子都发抖,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锻炼,才能练出过硬的本事,应付海上各种情况。如果你在中央机关的海滩边看见皮肤黝黑、目光锐利、泡在海里的人,就可以判断他们是负责海上安全的警卫了。”

  1954年夏,在北戴河住得最久。一日,他在海边与一名警卫员聊起了涨潮退潮、暖流、寒流。“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再一条就是台湾暖流。”说到这里,他突然一顿,久久地遥望大海,抬起一只手指向远方:“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一直是当年在北戴河着重考虑的问题——那一年,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日内瓦会议的结局又是越南的南北划界,美国更试图纠集其他国家一起将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于是,当年9月3日和22日,解放军两次以猛烈急促的火力炮击控制的金门,规模虽然有限,却打击了军队的嚣张气焰,同时巧妙地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1958年夏初,黎巴嫩人民起义,反对本国亲美政府。7月中,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当年的上,决定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认为此举既可牵制美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又可惩罚军,并摸清美国对新中国的战略意图。

  8月21日,在1号楼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事会议。炮击金门作战前线总指挥、福建军区政委叶飞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了他去北戴河汇报时的情况:“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彭(德怀)老总、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部队的营一级。我回答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是无法避免的!’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会。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次日,军事会议继续召开。首先讲话:“炮击金门,是我们的内政问题,美国人无权干涉。炮击的目的一是对的惩罚,二是要告诉美国人解放台湾是我们的既定目标,至于何时解放台湾和采取什么方式,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无需别人来指手画脚……”会议决定,仍按计划于8月23日对金门守军实施大规模炮击。

  时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的石一宸曾回忆说,23日17时30分,我军按下达的命令开炮。对金门岛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85分钟,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摧毁了金门岛上6个炮兵阵地和有线通讯网,使金门岛的指挥中断。随后,福建前线指挥所又根据预定的封锁金门的计划,对金门从陆海空三方面实行全面封锁。

  随后的日子里,一直在北戴河听汇报、下指示,掌握着对金门炮战的一切动向。8月下旬,北戴河的水已经有些冷了,但炮击金门的这几天里,他往往是思考出一个对策便下海搏击一番,然后冲洗一下,穿着睡衣就召集参与指挥的人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

  除了炮击金门,建国初期还有不少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也是在北戴河作出的,如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

  7月下旬,时任中共西南局的,奉调进京。8月上旬,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代理总理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没有得到休息。次年,来到北戴河休假,从此与北戴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政治上的“起落”,也在北戴河留下了烙印。

  1953年7月17日,来到北戴河休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也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畅游的感觉,一下子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酷爱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但是,这次只待了两周,就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因为北京政坛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请他赶紧回北京,帮助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是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并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同任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之一。会议期间,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利用党中央纠正财经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的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此一来,讨论和批评新税制一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致使会议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下去。一直拖到8月初,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让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在那里休养的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火速回京参加会议。8月6日,和陈云在京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些讲话,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会议结束。

  的第一次北戴河之行,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随后几年的盛夏,也多次来北戴河,有时是休养,有时则是参加中央在这里召开的重要会议。

  1961年7月26日,再一次来到北戴河,这次他不是来休养的,而是来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的几个重要条例。

  第一个讨论的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5日,和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致信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信中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随后讨论的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条例。此前,为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曾于7月14日至24日亲率调查组赴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带来了第一手材料。8月9日至15日,主持会议,逐条讨论这个条例。经过一周的讨论,和彭真等致信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这个条例随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通过。9月17日,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后来说:“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

  这时,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在推进一系列重大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犯罪行为也开始抬头。1983年上半年,全国的治安形势较为严峻,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一致,打击不力,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7月16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到达北戴河的第二天,在审阅这份报告时,认为报告写得“不疼不痒”,要求公安部的领导立即来北戴河,他要听汇报。

  7月19日上午9时,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来到住处。一同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手里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

  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根据的指示,7月底,公安部即在北戴河召开了部分省市公安和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8月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陆续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很快,社会治安取得了明显的好转。

  就在会见了刘复之几天后,又会见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党委阴法唐。阴法唐原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猛将,他这次是专程到北戴河拜会老首长的。

  这天下午,和阴法唐聊了一个多小时。阴法唐怕影响小平同志下海游泳,欲起身告辞。没有想到突然问起了青藏铁路的事:“你是西藏的老人,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

  阴法唐虽然知道中央之前已经批准了走滇藏线,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走青藏线好。”

  阴法唐笑着说:“早已过了盐湖,铁道兵的两个师在1978年就从西宁修到了格尔木,铁路都快抵昆仑山下了。”

  “主要是冻土的问题。”阴法唐沉吟了一下,“但是专家认为可以解决。从50年代开始,中科院冰川所在风火山上就设点实验,搞了许多项目,应该说我们的专家积累了许多经验。再说西伯利亚大铁路也有冻土,问题不大。”

  “从格尔木到拉萨为1100多公里,原来预计需28个亿,现在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可能要三四十个亿。”阴法唐答道。

  扳着指头算了算,考虑了一会儿,说:“用不了这么多,30来个亿足够了。”

  “西藏群众迫切希望青藏铁路能够早日上马。”阴法唐不忘最后做小平同志的工作。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养的会见了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他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能打牌证明头脑还好。

  在大海中游泳是最惬意的事情。他曾对身边人说:“我不喜欢在室内游泳,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夏天休养时,经常带着全家人到海边,北戴河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年来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开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风再大,他也舍不得放弃。一般是上午10点,和家人一起走向海边。孩子们在海里有的嬉水欢笑,有的自由畅游。却像完成一项既定的目标那样,一下海,就顶着风,迎着浪,游向大海的深处。泳区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游泳中间休息的地方,从来不去。跟着他,全家人都养成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每次游到预定时间,他会叫孩子们一起陪他往回游,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了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还大声告诉别人:“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

  在北戴河休假,打桥牌是每天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晚年,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的一种挑战。他不仅酷爱打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牌果断,牌技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称道。

  和围棋大师聂卫平的故事,常被“圈内”人传为佳话。一次,和聂卫平搭档打桥牌,将对手逼得很惨,聂卫平有点不忍,故意“放水”。当时,就“揭穿”了聂卫平,并戏谑“他创造了世界纪录了”。事后,见到聂卫平夫人时,还不忘“揭老底”,并说聂卫平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有一年,在北戴河休假。聂卫平和中国围棋队也在秦皇岛训练基地。聂卫平去看,临走时,他对的秘书悄悄说,围棋队的同事也希望能有机会来看看大家都非常敬仰的小平同志。回到训练基地后,聂卫平又有点后悔,觉得不能打扰老人家休息。没想到,的秘书很快就回话了,说欢迎大家来。会见时,聂卫平把大家一一向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刘小光在中日擂台赛上有四连胜佳绩时,立马端起酒杯说:“来,干一杯!”现场原本有点紧张和拘束的气氛,一下子就释放得无影无踪了。

  8月22日是的生日,每年他来北戴河休假,若没有特殊情况,他总是过完生日才回京。过生日,从来不请外人,只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为他唱生日歌;他和孙辈们一起吹蜡烛,并和夫人卓琳一起切蛋糕,由他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辈们分别给他敬酒。每当这个时候,的兴致都很高,酒也会比平时要多喝一些。

  1989年8月22日,85岁的生日也是在北戴河度过的。这一天,他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生日。到了晚上,心里还惦记着为他们服务的同志们。他委派秘书带着一盒大寿糕来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向大家表达了亲切的慰问。

  1992年7月15日,88岁的带着全家来到了北戴河,这是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这年的年初,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下半年,我们党要召开十四大。7月23日和24日,在北戴河的住处审阅了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

  和往常来北戴河一样,这次,还想下海游泳。但是,来之前,医疗组已经决定这次不让他下海游泳,怕海水比较凉,引起他咳嗽。到了北戴河后,每天都问医护人员:今天水温多少?有没有浪?风大不大?他的护士后来曾回忆说:“每天我们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他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游。”最后,医疗组“妥协”了,“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游了8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小时。护士就跟开玩笑说:“您看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同意让您下去游泳,您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游半个小时您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让您第二次去。”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不能半小时就上来呀!”

  这一次在北戴河,更多的时间,是坐在海边的房前,深情地望着大海。也许,他在心里正和这片熟悉的大海说再见呢!

  从避暑胜地到中央暑期办公地点,再到各领域专家休假场所,新中国成立至今,北戴河的角色不止一次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少将。

  徐焰: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当时别说空调,连风扇这样的降温设备也少有,加上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中南方人居多,毛主席也尤其喜欢在水边的感觉。而从环境、路途等方面考虑,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好,海滩平缓,鲨鱼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各方面条件都很理想。

  另外,解放后,不少原达官显贵和外国驻华人员在北戴河留下了一栋栋空别墅,堪称华北地区最大的海边避暑建筑群。这些设施是现成的,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

  徐焰:最初,是因为毛主席特别喜欢在夏季到北戴河办公,一去就不想走。为方便工作,大家也都跟着去。北戴河于是聚集了大批中国领导人和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1954年,为保障领导人正常办公,中央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为中央机关服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也专门组成了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奔赴北戴河展开工作。时间一长,北戴河便成为中国夏季的政治中心。

  可以说,我党的不少重大决策都是在北戴河制定的,许多影响到当时国内外局势的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这里,或在这里拉开序幕。如1962年,正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苏全面论战的序幕。又如1971年,、叶群就是从北戴河中直疗养院原96号楼出逃,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北戴河由此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地方一样,因事关国家大事而变得十分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见证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北戴河还曾被称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这又是为什么?

  徐焰:北戴河的政治地位与整个中国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根本没时间、没条件休养。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各项建设顺利进行,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得以落实。“文革”期间,暑期办公制度一度中断。直至1976年粉碎“”之后,疗养院重新收归各个部门,一些中央负责人又在夏季到北戴河休养、办公,国内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决策于是又和北戴河关联起来。

  徐焰:直接原因是,受“非典”疫情影响,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不得擅自离京,更别提到北戴河休假。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发展,夏季防暑降温措施已十分发达,过去一些领导人在特定地区休养避暑的状况势必要有所改变。当然,取消这一制度,将专为首长服务的设施向公众开放,也是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亲民、廉政,发展社会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徐焰:如今,随着“专家休假计划”的实施,北戴河在凝聚人才、收集智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未来,北戴河必定是政治上退潮,经济上涨潮。发挥其现有的资源和潜在的优势,使其按旅游经济的市场规律自然发展,将是最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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